期刊中文名称：阅江学刊 期刊英文名称：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南京 语种：中文 主管：江苏省教育厅 主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ISSN号：ISSN1674-7089 CN号：CN32—1802/C 国外发行代号BM4614 国内邮发代号28-406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已由解决生存性问题的“绝对贫困”治理转向解决发展性问题的“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与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辅相成，相对贫困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两者统一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治理较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的绝对贫困治理，呈现出治理过程的长期性、治理指标的多维性以及治理逻辑的系统性等特点。共同富裕目标下推进相对贫困治理，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选择实施路径。其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战略支撑，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抓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保障，推进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调发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旨归。
早期华夏文明从分散走向大一统国家有其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华夏文明并非单一起源或线性进化，而是西北高地文化带与东南平原文化带在中原地区长期相互作用与走向融合的结果。西北高地文化带孕育出以尚武、集权、质朴、务实为特征的干戈文化，东南平原文化带则发展出神秘浪漫、内倾保守的礼乐文化，其先进生产力又加剧社会分层。二者在中原的碰撞与互补，赋予华夏文明自上而下的统摄力与自下而上的创新力，形成“中国性”(Chineseness)的核心内涵。华夏族的诞生是两大文化带在中原碰撞融合的结果，春秋时期中原周边游牧部族的崛起及其对华夏族的生存威胁刺激华夏族群意识第一次自我觉醒，战国时期的铁器革命放大了两大文化带的差异，最终导致秦胜楚败和大型疆域国家的形成。
本体论是分析时间观的重要维度。“本体论—时间观”的发展经历了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三个阶段。亚里士多德通过知识论，构建起自然本体论的时间观。自然本体论中的知性原则，造成了其时间体系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特征。黑格尔从思维到存在的角度，将时间看作其逻辑学的外化，建立起认识本体论时间观。但是，黑格尔本体论的“头脚倒置”,使人只能被动接受时间而无法改变时间，掩盖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立足于人的实践，科学建构起实践本体论，并将时间确立为实践的派生，使时间被人真正掌握，并重新回归人的生存。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时间观，是理解人类走向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渠道。
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已初步形成共识，但气候安全若缺少明确的界定和约束，极有可能被泛化甚至滥用，成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工具与武器。目前，全球气候合作效能不足、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停滞，部分国家将制度竞争安全化、产业安全气候化，这些因素共同引发气候泛安全化并形成绿色贸易壁垒。目前，气候泛安全化引发的绿色贸易壁垒展现出风险先于威胁、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小院高墙”重于和衷共济等特征，主要表现为美式贸易壁垒注重对内补贴和对外限制，欧式贸易壁垒强调边境规范和去风险化。对此，国际社会应当首先在联合国大会利用现有机制探讨气候安全的边界，再在多边贸易机制中以最低限度合作为指引，开展绿色贸易谈判，限制绿色贸易壁垒。在应对气候泛安全化过程中，中国应当发挥战略主动和立场优势，引导联合国大会的气候安全议题，形成发展型气候俱乐部，实现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统一。
气候变化、地缘政治与技术竞争重塑了国家的安全负外部性环境。在全球集体性泛安全化背景下，国家治理已超越传统安全范畴。本文将外部性理论的“成本内部化”逻辑与安全化理论的“议题建构”逻辑进行耦合，以德国工业政策转型为具体案例，提出“内部化”是连接宏观环境压力与微观政策调整的关键机制。在“安全成本显性化—政策防御化—目标复合化”的趋势下，泛安全化环境推动国际秩序从相互依存向“安全化陷阱均衡”演化，国家在平衡安全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泛安全化效应的内部化。在泛安全化背景下，国家应主动将外部风险转化为推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构建多元且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强化自主创新，加速绿色低碳转型，以实现经济安全与全球竞争优势的有机统一。中国工业因高度嵌入全球供应链而面临泛安全化挑战，可借鉴德国的工业转型经验。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安全环境，形成全产业链风险防控体系；以市场需求推动技术突破，避免泛安全化“内卷”;加强前沿领域国际合作，提升全球绿色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超级智能正演变为一种新型的巨机器——以算法为集权大脑、以人类为可替换零件的终极权力系统。这一系统通过控制、计算、资本与共识的协同作用，重塑社会权力结构，导致权力向少数技术垄断体高度集中。因此，超级智能带来的最大隐忧是超级权力。面对这一挑战，不能只依靠伦理规范与算法对齐，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政治制衡体系，通过开源审计、数据赋权、民主治理与利益共享等机制，对权力进行分散化，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从“AI伦理”到“AI政治”的范式转换，确保AI为人类赋能，促进文明繁荣。
围绕“AI+”时代下的超级智能系统，界定了超级智能具备通用性、自主性与进化性三大特征，其本质是人-机-环境三元协同动态生成的“系统级自我”并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一是指出将大脑类比为计算机仅为隐喻，二者在“计算”与融入情感的“算计”上存在根本差异；二是分析数学与物理建模难以完全刻画真实世界，受限于复杂性、近似性及人类认知边界；三是探讨智能边界问题，认为当前大语言模型因缺乏“自我指涉性”而难以实现通用智能，未来需通过构建“自我模型”、具身交互实现从“无我”到“有我”的跨越，其关键差异体现为人类“心理”与机器“芯理”的对照。
超级智能的定义本身随技术进步而动态演进，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语言作为人类思想的主要载体，极大地推动了智能化进程，使大语言模型成为当前最接近超级智能的技术路径。基于语言的人工智能虽能趋近人类的语言智能，却难以突破其能力边界。语言智能自身存在三方面局限：有限性，即无法完整表达连续、细粒度的感知经验；无现象性，即缺乏主观体验与感受质；无自主性，即不具备内在动机与价值判断。通过进一步分析感知建模、具身交互、价值驱动等语言外技术路径的优势与不足，指出未来超级智能需突破语言框架，构建多层次的认知体系，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在全球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尤为突出，使其面临严峻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但是，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多聚焦发达国家且所用的方法存在局限性，这凸显了探讨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基于财政内生调整视角，构建基准模型和拓展模型，阐明“债务利率-经济增速”缺口分析存在未充分考虑财政纪律和利率内生性等不足，揭示出财政调整参数对债务稳定性具有关键作用。进一步，利用44个发展中国家2000—202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GMM方法估计财政调整参数，并结合局部投影法分析外生冲击下的债务规模动态响应路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债务变动存在普遍财政调节反应，且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呈现异质性；财政纪律的强弱程度显著影响外生冲击下的债务恢复能力，即便债务利率高于经济增速，强财政调整仍可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应强化财政纪律，夯实债务可持续性的基础，不能依赖“债务利率-经济增速”缺口指标。
历史上每次技术革命都曾推动文明的演化。当前，人类正经历从信息革命向智能革命迭代变革的进程，DeepSeek巧妙的架构创新及其开源设置，为智能技术普惠化提供了可能路径，其历史意义需置于技术民主化进程中进行审慎评估。那么，此次智能革命将推动文明演化至何处?从技术跃进与文明演化的关系谱系来看，这一变革浪潮有望助力并加速人类社会秩序的转型进程，为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提供技术可能，从而促进人类文明从生存导向的文明范式向意义导向的文明范式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意义生活逐渐成为文明新范式的核心内容，身份认同突破地理与制度束缚，并呈现与价值信念深度关联的多元化形态。
人工智能时代的生物安全形势复杂、风险叠加，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增强，军事生物科技的发展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威胁，灾难性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成为全球性挑战。人工智能时代的生物安全治理困境体现为生物安全治理碎片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大国战略竞争推动军备竞赛、生物技术发展带来诸多伦理问题。技术的发展为生物安全风险预警、防控和应对提供了新的机遇，技术创新、产学研合作、国际规范制定和多边生物防御体系建设可以更好地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生物安全治理。中国应探索在敏捷治理框架下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在规避风险的同时确保技术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的同时筑牢跨国生物安全防御体系，推进多层次全球治理制度建设，确保多元行为主体参与，构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软法”“硬法”相结合的法律体系，为深化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和资源环境问题，推动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了契机。基于2013—2023年6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增强人工智能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人工智能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行业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均存在异质性。相关结论不仅深化了人们关于人工智能所带来影响的认识，也为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初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建立的目的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律师协会，便于对外交流，主要活动围绕国际律师协会与国际交流展开。出于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塑造国际形象之目的，无论民国北京政府还是中华民国律师协会都希望借助国际律师协会这一交流平台，宣传中国司法改革成就，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尽管国际律师协会的宗旨限于交流学识与感情，但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的代表致力于宣传中国法律改革成果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成为中外律师交流的重心。由于国际律师协会成员范围有限，且受交流形式与内容的限制，中国并未达到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目的。国际律师协会交流形式单一，影响范围有限，中国律师代表从踊跃参会到消极避会，北京政府从全方位支持到停止支付经费，最终导致计划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律师协会第三次总会未能召开。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与教育新基建战略驱动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重塑未来教育生态的核心议题。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在理论层面存在价值定位模糊、理论框架缺失等问题，在实践层面受制于制度迭代滞后、资源保障不足等困境。文章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六大支柱：通用框架》,系统探讨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通用框架的构建原则与整体图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围绕协调与领导、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成本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文化、内容与解决方案、数据与证据六大支柱构建系统性框架。借鉴《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六大支柱：通用框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应完善制度迭代机制，确保数字技术得到安全和负责任的使用；打造泛在互联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安全可靠的数字学习环境；创新生态化资源协同供给模式，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夯实智能技术应用的文化底座，应对技术变革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