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中文名称：阅江学刊 期刊英文名称：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南京 语种：中文 主管：江苏省教育厅 主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ISSN号：ISSN1674-7089 CN号：CN32—1802/C 国外发行代号BM4614 国内邮发代号28-406
社会主义生态文化既是体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要义、主要内容、价值目标、实践要求的先进文化，又是体现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生态文化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形成的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人与社会和谐友爱关系，促进经济社会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的一种观念形态与文化形态，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共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共同的聚焦点，也是推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需要将生态文化作为重要内容；全面把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力点，需要充分发挥生态文化的价值功能，着力加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并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扩大中国生态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和吸引力。
以中原为核心区的黄河流域“城市革命”,初步奠定了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主干地位。黄河流域城市确立了中国城市的基本特质、特征，揭示出“城市不是或不全是经济和市场的产物”。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远古时代高等级城市的集中分布区域，证实了中原地区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城市集中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和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化元素最齐备、文明标志意义最重大的区域。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精神主要借助经济富裕的黄河流域不断壮大并传承下来。黄河流域都城不仅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树立了重要标杆和范式，也对后世其他地区的都城和城市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河流域城市的早期经验及价值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价值体系构建和中国城市精神性格养成。
在儒家和道家的对立表面下，掩藏着各自最高概念间的实质同一，造成二者差异的内容仅仅是对同一普遍原理的不同实现策略选择。但这种具体策略的确定不具有逻辑必然性，而是被其实践智慧本性的内在思维结构注定了某种主观性和偶然性，并且在逻辑上儒家和道家可以互换策略而无妨各自对仁和自然的标榜。然而，之所以会有儒道之间的持久划界并被看成独立的普遍原理之学，完全是因为某种实践策略的政治宗派化及其历史坚持所造成的传统化，更深层的根源则是对普遍和特殊的混淆。一旦哲学发明出清晰地分离普遍和特殊的方法，从而能够准确定义仁和自然概念，思想的真相便被敞开。但长久的遮蔽已经在儒家和道家内造成不可忽视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双重失落。
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是解读中华文明复兴动因的一把钥匙。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复兴的前提与实在主体有着历史性关联。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是建立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原则高度批判基础之上的。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原则性批判，形成了对实在主体和文明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世界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东方社会之所以具有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可能性，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东方社会的文明结构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共同体性质。经济上的共同体性质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社会关系，使得东方社会的历史进路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化精神。中华文明的复兴源于实在主体即中国社会的历史能动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以“两个结合”为遵循，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共同体基因。由此，可以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发展逻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届缔约方大会即贝伦会议标志着国际气候治理从“NDC目标设定”迈向“多目标复合实施”的关键转型。贝伦会议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授权建立“公正转型机制”,设立到2035年将适应资金增加两倍的目标，通过包含59项指标的全球适应目标框架，将发展中国家高度关切的单边贸易措施正式纳入《巴黎协定》气候谈判进程等，体现了对更综合、更公平发展诉求的回应。然而，这些成果只反映了当前共识，各方在多个问题上尚存分歧，这些分歧可能构成未来谈判焦点。其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解释权博弈仍是贯穿减缓、资金等议题的核心矛盾；其二，化石燃料退出的机制性安排、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的清晰路线图等关键问题存在显著分歧；其三，公正转型机制设计、单边措施治理推进方式、关键矿产生产和分配公平等新兴议题日益政治化，可能成为新的博弈焦点。展望未来，谈判焦点不再局限于减排目标，将延伸至资金落实、技术分享、产业转型及贸易规则协调等深层次系统性议题。中国应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双碳”行动为支撑，积极贡献于公正转型、适应行动等技术性议程的机制设计，通过南南合作与多边对话，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务实、均衡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维护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与气候治理影响力。
绿色合作是中欧关系互动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2020年9月，中欧决定打造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大。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双方在绿色领域的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对象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出现分歧。2024年第十届欧盟议会竞选结束，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发布政治指导方针，进一步显示“竞赢”中国的意蕴，未来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或将遭遇坎坷。欧盟的变化、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介入是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乃至双方整体关系变化的根本动因。当前，加强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应坚持底线思维，继续提升中国低碳生产力；增强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合作，形成正向外溢作用；抓住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与欧盟存在气候分歧的契机，深化中欧绿色合作。
超级智能是各个方面能力全面超越人类的超级AI,整个社会完全在超级AI治理下运转即超级治理。超级治理依托的社会模拟器技术在思路上存在根本缺陷，它无法区分社会实然与应然，人类行为及其约束条件也无法完全函数化模拟。人身心的双重机器化问题，也将在超级治理下彻底恶化。但超级智能概念仍然能作为AI觉醒类术语和人文批判法的“理想型”,发挥其反面启示法的作用。对超级治理必须实施再治理，其关键在于监管AI研发者。
“超级智能”的概念已被AI产业界和部分媒体过度炒作，其光鲜的外衣与模糊的技术定义、实际的技术内涵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和被忽视的潜在风险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喧嚣的目的并非纯粹的科学探讨，而是为了争夺资源、影响舆论和确立商业与技术霸权，本质上是一种旨在吸引投资、制造焦虑、争夺话语权的话术。
我们尝试为智能契约伦理构建一个针对未来超级智能(ASI)的动态、可协商伦理的形式化框架，该智能契约伦理(主张)由《超级智能：少数派报告》提出。首先讨论分析同伦类型论和类代数两种候选形式化系统的内在局限性，两者虽逻辑强大，但追求全局一致性和唯一范式的设计，可能导致认知僵化，与智能契约的开放性和演化性要求相悖。通过对动态规则、局部公理和冲突解决的形式化工具进行比较，论证单一框架存在不足。最后，提出一个创新的混合形式化框架，该框架利用HoTT,特别是其动态扩展DHoTT,作为语义表征层，以其强大的结构表达能力定义契约状态与演化；同时利用类代数的类演算作为动态操作层，用内建的算子和四值逻辑处理状态变更与直接矛盾状态，并给出了形式化的Coq实现。以已有的智能契约伦理理论为基础，为超级智能构建形式化与实践化的实现路径，目的是为ASI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个数学形式化的理论支撑。
当前产业界正在通过媒介构建起对超级智能的畅想，逐步深化了媒介化叙事。有些学者指出超级智能是新话术或者娱乐化趋势表现，他们看到了与超级智能相关的媒介化叙事具有的潜在危害。但纠缠于这种看法会把超级智能问题的讨论引入歧途，忽视超级智能的存在论意义。目前人工智能的存在论意义早已被多数学者承认。从连续论观点看，超级智能作为人工智能的未来阶段，其存在论意义需要被进一步呈现。笔者提出的超级智能功能解释承认了ASI具有破解存在论难题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超级智能的意义指向是超经验问题。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底线要求，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厘清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形成机理是有效防范返贫风险的前提。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从风险因子冲击、内生抵御能力和外部支持体系三个维度构建了规模性返贫风险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提出要遵循“风险预防—能力提升—体系优化”的风险防范思路，强化风险监测预警以防范潜在风险因子冲击，加强生计资本建设以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推动多元主体共治以优化外部支持体系，从而构建起能够有效防范化解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应对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既是一次重大机遇，又是一场严峻挑战。从产业变革的历史看，先发展新产业的国家，在后来的产业竞争中不一定始终保持优势，后发国家有可能实现超越发展。随着各国参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步伐的加快，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会日趋激烈。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世界性的产业变革正呈现科技要素作用更加凸显，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先进产业的核心标志等发展趋势。随着大国博弈愈加复杂激烈，全球产业变革出现明显分化格局。总体上说，美国和中国处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逐步确立全方位的产业竞争优势，欧洲则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方面逐步降为第二方阵。面对新的形势和环境，中国应从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抢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等方面加强应对。“十五五”时期乃至未来十年，需要制定新一轮的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政策的战略引导，同时要充分激活市场力量，全面筑牢现代化产业的微观基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时期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中心任务。自贸试验区有责任也有能力在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上勇挑大梁。“十五五”时期，自贸试验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面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全面开启、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多重国家重大战略叠加联动带来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动力与压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双刃剑”效应以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强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挑战。因此，必须立足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和特色优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重点从全产业链创新、制度型开放、多重战略联动、制度集成创新等维度，剖析自贸试验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探讨构建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策体系。
保持持续性舆论热点对于时间跨度大、赛季长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来说至关重要。“苏超”作为一项民间足球赛事，时间跨度长达半年、涉及江苏省13座城市，作为地方主流媒体的江苏广电如何在这项本土赛事中发挥优势，持续性引导主流舆论，这不仅是“苏超”赛事传播需要解决的课题，也是江苏广电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实践，对于智能传播时代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具有典型意义。江苏广电通过赛事、文化、消费构建持续性的“苏超”赛事舆论场、“竞争”舆论场、文旅消费舆论场，通过智能融合传播、短视频强传播和落点选择强化“苏超”主流舆论引导。智能传播时代，应通过“共情与共意”“融合与共创”“流量与场景”构建持续性主流舆论。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介入人类“符号系统”的背景下，笔者提出以符号学视角审视GenAI的表意规律。从“编码/解码”理论出发，指出GenAI的符号表征依赖人类的意义解释活动，同时比较了GenAI与人类符号机制的根本差异，随后讨论了GenAI意义传播过程中涉及的符号元素。笔者还基于GenAI意义及传播进行符号学分析，认为GenAI的符号运动是计量性、数理性的，这种理性不仅带来了“技术乌托邦”的幻想，也带来了人对自身价值的担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重申人文价值，在人工智能不断塑造社会符号体系的过程中，保持人的主体性及其符号生产的能动性。面对人类的意义危机，在“无所不能”的技术幻象中，秉持“人文”对人类自身与GenAI交往关系的反思与批判立场。
“城市寻宝”是青年群体的新型城市空间实践活动，象征着当代青年对现代社会的抵抗性探索。该活动以“低成本投入与不确定性回报”为核心机制，精准契合当下青年群体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充分调动青年群体的积极性。城市寻宝盛行，主要是加速社会下个体原子化生存状态与亚文化抵抗策略相互交织的结果，体现了亚文化语境下的青年文化。在具身实践层面，参与者通过身体在场感知城市人文；在互动仪式链层面，活动场域内的情感能量交换为青年群体提供了社交支持；在空间认知层面，参与者对“附近”的探索重建了生活认知路径；而在集体记忆层面，青年群体完成了对过往经验的代际联结与意义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