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中文名称:阅江学刊 期刊英文名称: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南京 语种:中文 主管:江苏省教育厅 主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主编:韩璞庚 执行主编:渠红岩 联系人:渠红岩 ISSN号:ISSN1674-7089 CN号:CN32—1802/C 国外发行代号BM4614 国内邮发代号28-406
消费是人类经济增长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单纯为了经济增长速度、为了增加就业、为了出口创汇等,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消费目的,未必有利于真正的经济增长。新时期中国理想的经济增长必须考虑以下六个制约因素,即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资源的供给、环境容量、国际竞争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关键是突出消费作为增长的目的,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将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以分配公平为前提,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逐步迈进反制自然的"制胜期"——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与此同时,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文明转型势在必然。城市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和成绩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冲突、环境压力、交通拥堵、人口拥挤等诸多新矛盾。其中,现代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模式、生态环境质量、历史文化遗存诸多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尤为凸显。人类需要重建与大自然间的新的供需平衡、用补平衡关系,必须完成对发展意义的全新解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念,建设新生态文化系统、新社会生态系统、新文化生态系统,用有效推进的行动方式,推衍新城市规划发展观念,提高城市管治能力,改变绩效评价方式,才能找寻到新的平衡方式,并反哺自然,支撑人类的美好生活。
成本效益分析是当前反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理由,但成本效益分析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伦理问题。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气候变化政策不仅违背分配正义的原则,忽视人权,同时还忽视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应在伦理的基础上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仅仅将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确定何种应对政策能够实现成本最小化。
减少砍伐和退化所致排放量(简称REDD+)机制作为目前最可行的减排措施,可帮助中国以较低成本减少碳排放。对于REDD+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沿着四条线索展开:一是评估REDD+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二是研究激励机制对毁林行为的影响以及REDD+对毁林行为的影响机制,三是分别从环境服务付费机制和原住民利益保护的视角研究REDD+实施过程中的权力平等性问题,四是研究REDD+的政策效果评估和实施策略。未来,应深化评估REDD+对中国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分析REDD+实施后所产生的毁林行为减缓效应背后的传导路径,研究定量评估方法,考察REDD+权利平等性和REDD+的政策实施效果。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气象灾害的"组织—制度"研究途径和"政治—社会"研究途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文化回应为主线的新型气象灾害研究途径。结合我国气象灾害的实际,可以将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气象灾害类型学的文化诠释,气象灾害应急、救灾中的文化应对和适应,气象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恢复、变迁和构建。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应综合运用追踪调查、田野调查和灾害民族志等方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审视生态文明,在解决气候危机的基础上引入生态文明,在人类文化回应的主线上建设生态文明,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生态文明。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分析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相互博弈而动态构建的异质网络过程。在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过程中,各方通过博弈,或用本国语言来表达别国利益,或成功转译别国利益,或本国利益被他国转译,体现了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为达成整体目标利益而进行的复杂协调,从而维护整个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恰恰是转译模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转译模型为基础,各方达成共识,完成利益转译,实现联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协商与妥协,同时积极寻求客观公正且富有社会和政治激情的联盟代言人或代言团体,正是绿色气候基金各成员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技巧性地转译别国利益,尽可能多地吸纳同盟者,并设法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网络代言人。
在高教领域,MOOCs是世界网络课程新潮流,它与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联系以及对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启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网络课程使大学的课程教学模式正在经历着一场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的历史性变革,其追求的目标是推动传统课堂向高效学堂转型,新一代学习科学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网络课程进入新阶段的两大杠杆;二是深化大规模网络课程需要破解三大难题,高校最稀缺的资源和最激烈的竞争将是多学科交叉的课程教学开发团队,网络课程的成功之道是必须实现教育创新专家的学习智慧、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专家的IT的智慧、互联网课程运营专家的准商业智慧三者之间的结合;三是多年来在网络课程教学创新中的实践探索为深化教学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大学信息化的时代使命是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创造新的学习文化,实现教育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多层次开发与合理配置。
MOOCs是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的简称,它可以实现在线学习和探讨,因具有开放性、规模性和互动性特点成为推动高等教育革命的新浪潮。MOOCs正朝着授予证书、给予学分的趋势发展,给国内外大学带来了前有未有的冲击。在MOOCs风暴中,中国大学应当积极应对、发挥竞争力,将MOOCs纳入大学发展战略中,走出一条具有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
东晋权臣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刘裕由此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得以成功地代晋建宋。此役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与民族势力的分布,为北魏统一北方提供了战略机遇,在此基础上,中国历史开始向南北对峙的方向演进。对于刘裕而言,弃守关中的首要原因在于刘穆之猝然逝世导致京口集团内部发生力量变动。考虑到东晋的实力和战略全局,放弃关中是有利的战略选择。
现代化的过程会给民族文化带来各种各样的改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标准在发生着变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是,人们要把不同地方的艺术放在一起评价。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自身的符号表意传统,这种传统会融化到民族和文化的血液之中。传统还会回潮,会以某种形式顽强地保存下去并展现出来,不断以新的形式活在当代。人是传统的承载体,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个人保持自己的传统的可能性。一个开放的社会与一个封闭的社会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的差异。在不同的文化中,"进步"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因而,现代化是复数的。不同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传统,它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寻求和生成自身的现代因素,从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文化。现代性也是复数的,不存在单一的现代性。当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区别于"后现代性"的"当代性",它意味着许多重要理论的突破和重要传统的复归,人们可以通过它"回到未来"。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一直存在,然而,新时期以前,学术界更多的只是译介他的著作,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而且这些研究基本还带有政治的眼光,不能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新时期之后,由于摆脱了过去认识上的政治思维模式,人们对他的研究才算是真正有规模地展开。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异常丰富复杂,从"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总体研究"、"关于艺术起源问题探讨"、"对功利和审美问题的探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批评"等几个方面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始终围绕并且从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指导,他对艺术问题具有独特性的认识与主张。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思想做庸俗化、机械化的理解是错误的。
皮朝纲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专家,其理论体系经历了从范畴论到人生论,又从人生论到禅宗美学的内在转向,三者具有内在的相通性,通过禅宗美学实现了对其整个美学体系的阶段性总结。禅宗美学转向并非偶然,其早期的审美心理学和人生论美学研究为禅宗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2012年出版的"禅宗美学三书"是皮朝纲禅宗美学研究的最具代表性成果。
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从诗画艺术的理想宗旨、本质、内容、形式、表现等多个角度阐发诗与画的同构性。温克尔曼从理论上建立起诗画艺术的联系,形成系统的"诗画一致"论,为莱辛的诗画异质观的提供了学理渊源。温克尔曼的"诗画一致"论也是诗画关系的一种理论形态和思路,为当下读图时代的图文关系研究提供着学理支撑。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以瓦解的思路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滥觞,其"内在批判"的否定策略和"星丛"理论与德里达釜底抽薪的"自毁原则"、"延异"理论殊途同归,然而,阿多诺浓厚的现代主义情怀使两者的否定观有本质区别,阿多诺否定之后依然"有"而德里达解构之后走向"无";对于未来理想的建构,阿多诺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反题,"星丛"是理想化的乌托邦,而德里达的建构则是深度批判、无限开放、走向未来的弥赛亚式的希望。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与村意象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出现于晚唐。现存许浑、杜牧、温庭筠、薛能的四首诗不约而同地创设了杏花村文学意象,其中只有杜牧《清明》诗与酒家义项相关。明中叶之后,贵池杏花村被认定为杜牧当年吟咏《清明》诗的地方,从此,贵池杏花村与杜牧、《清明》诗的关系确定,地方风物也日渐丰富起来。康熙二十四年,贵池邑人郎遂编成《杏花村志》十二卷,后被《四库全书》存目书收录。民国四年,贵池人胡子正编成《杏花村续志》三卷。杏花村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不断地被保护开发。杏花村意象包含四种文化形态,即村诗文化、村酒文化、村落文化和村游文化。
菠菜原产伊朗即古波斯,大约于唐贞观年间经由尼泊尔人传入我国,现在是中国厨房的一种常见蔬菜。菠菜初名菠薐或波稜,这是一个西域国名颇陵的音译。菠菜在唐代栽培不广,文学作品没有表现,只在农书和本草类书籍中有记载。唐诗之所以没有提到菠菜,是因为菠菜在唐代始终是一种小众的菜蔬,食用者只是本草学家、炼丹服丹者、苦于面毒的人以及一些境况不佳的农民。宋代以后,随着菠菜的广泛栽培,地方志开始著录它,菠菜也开始出现在文人诗歌中,并被赋予了凌霜耐寒的坚忍品质,再加上苏轼、苏过父子等名家的题咏,就使得菠菜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一方小小的天地。
<正>吴冰善于工笔和小写意花鸟画,题材广泛,意境深远,尤以工笔芦雁题材最具代表性。画风严谨工丽,古意盎然,有两宋院体画遗风,并得明清写意之神韵,《共宿芦花浅水边》通过飞鸣食宿的大雁与漫天飞舞的芦花,丝丝入扣、精密不苟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正>2007年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兼职教授吴为山先生赠送给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李白青铜像矗立于西苑校区的龙王山北麓、万象河之畔。飞扬飘逸是李白塑像最突出的特征。随手揽起的衣摆,一如他飘逸隽永、气势豪迈的诗句:高昂的神情令人想起他"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负:他似乎是在凝望"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远山瀑布,